李立新 | 从工艺史到设计学的追寻 ——我的学术自述

人类造物领域之中，设计大约最足以代表这一创造活动的心智了，我探索造物的心智活动也经历了一趟长程的跋涉。在追寻的旅途上，从工艺到设计，从知识到方法，从功能到价值，一路行来山光水色令人应接不暇。这一过程是值得撷取的经验，经验的得失比之知识的得失更有意义。在各学科研究之间会有一些共通的经验，若能提出来为青年学生提供一点思考的方向，则从专业及专业范围之外也可感受一些为学求知的共同点。所以我不揣谫陋，围绕我的学术著述及研究领域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李立新先生

我的专业领域是设计学，大体可分设计史、方法论、设计哲学与手工艺几个方面。具体地说，即：中国设计史论、六朝设计史与现代设计史研究；设计学方法论研究；设计价值论研究；民间手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也涉及艺术学研究。

我的成长过程与同龄人一样，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我小学读到三年级，文革开始了，所受教育并不完整。家中藏有的书籍画册被红卫兵搜出烧毁，不过，存留了一些医药书籍，其中夹带着一点杂书，我胡乱地阅读。因失学在家，为了给我找到一条生存之路，祖父要我背诵《汤头歌诀》随他学医，而父亲则把我带到山东他工作的单位正式学画，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谁也不能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后来我回到家乡常熟工作，才知道先祖事迹，被载入清光绪《常昭合志稿》，我很是钦敬，或许这就是我最初的学术意识。

我的学术经历从1995年开始，虽然1978年我考入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学校，一年后，被选送入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后在宜兴陶校和常熟高专一直从事工艺美术教育工作。但从1995年考取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后，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的历程，我的学术基础是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熏陶所形成的知识积累。我的硕士论文是《道的凝铸与人的礼赞——先秦与古希腊装饰思想比较》，完成这个选题需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对先秦时期的设计实践以及诸子工艺思想有恰当的设计理解，二是掌握古代希腊文化艺术和工艺成就来源以确定其发展演变。在前一个方面，我把苏秉琦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划分与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分析方法引入先秦工艺装饰研究，将《考工记》及孔孟、老庄、管子、墨子、韩非子关于工艺的言论作了适当梳理，为论文的叙述与比较分析，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献考证基础。在后一个方面，追寻古希腊文化的来源，扩大其范围，收集了大量古希腊罗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古埃及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工艺装饰资料，装订成厚厚的十多册。又艰难地阅读了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哲人的著述和相关研究文章，寻找西方早期设计的思想根源，保证了比较分析的合理可靠性。同时，又用一个暑期制作了一张大型《古代世界装饰艺术对照图表》，以设计作品为点，加上历史线性排列，以中国古代工艺设计为主，将西亚、南亚、非洲、欧洲、美洲各区域的设计发展列出等高线，显示其流行地域、时间与交叉影响。这一直观的世界装饰艺术图表对于我把握论文起到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张道一先生的赞赏。

这是我最早的学术研究起点，回顾这一时期，要感谢导师诸葛铠先生的指导，他将我导入了对中西设计源头的探索，这个学术起点较高。在研究生期间，我发表了第一篇研究文章《试论图形的运动感》，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美术学学术研究三等奖。

我于1998年研究生毕业，1999年调入苏州大学工作并报考东南大学艺术学专业博士生，之后在张道一先生指导下，于2002年完成博士论文《造物之迹——中国设计艺术史引论》并获博士学位。论文立足于“设计”的学科命名，抛弃过去工艺美术史研究强调“工艺”与“材料”两大特性的做法，凸显出造物活动中人的“创造”的本质力量和社会“生活”的特性。全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历史研究，围绕着中国设计艺术历史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脉络，用“大历史观”的思考方式，对设计历史分期作出了新的思考。在阐发造物起源时，对“设计”意识、适应性、多样与统一等问题作了系统的探索，并从设计规范的发展完善中探寻造物体系的形成过程。对造物设计的礼乐化兴衰与功能转换以及外来文明、文人情趣与市俗文化的融入促使造物设计风格转变作了深入分析，从而描述了纵向多线的历史发展线索。下编为专题研究。对中国设计艺术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揭示了造物设计个体性与地域性、家庭作坊与官手工业、一般造物与经典造物之间的原生状况或互动关系。对设计品类的更迭演化和设计史运动的动力结构进行了丰富细致的阐述。在结论中提出了“阶段性突破推进”的设计史运行原理，对中国造物设计艺术的特质作了总结与评判，并深入剖析了中国设计艺术近代以来现代化转型艰难性的根本原因。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

在研究开始，我相信工艺与设计是有一定区别的，工艺史与设计史是有不同分野的。但如果工艺史研究侧重的是造物材料、工艺制作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那么设计史究竟注重什么?应如何处理材料、工艺与设计的关系?如何与“工艺史”沟通?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后来，在张道一先生建议下，我先写成《设计史研究的任务》一文，认为过去的工艺史是以经典的、宫廷的、陈设的少数工艺品为研究对象的，忽视了大量为普通民众服务的日用品的研究。而设计史研究要从这一“中心”转移到“边缘”，从“经典”转移到“一般”，从“宫廷”转移到“民间”，从“陈设”转移到“生活”之中。并提出设计史研究四原则：一、对设计历史整体把握的原则；二、寻因、寻根实现理论创造的原则；三、建立设计发展逻辑结构的原则；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把握中国设计史的进程。

设计史只有脱开工艺材料的束缚，才能突出人的能动性作用，由此提出中国设计史发展新的论点：（1）阶段性的突破推进，是中国设计史总体式运行的规律；（2）造物设计的历史是在一个动力结构的作用下实现的，这个动力结构是经济、组织和个人；（3）造物所显示的一般与经典既悬隔又会通的矛盾运动，正是设计发展的普通规律；（4）造物品类更迭演化有一个发展环境和运行机制的问题；（5）家庭作坊具有历史合理性；（6）20世纪早中期工业生产的大环境得不到改善成为设计现代化转型的严重障碍，这是对设计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博士论文经修改以《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为书名，200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2011年，此书被人民出版社从已出版的几十万种书中精选出，列入《人民·联盟文库》第二辑出版，据中国知网统计，至2014年底，《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一书被引用次数达到243次。

在2004年出版了《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以后，我的主要学术精力不专在设计史学，但在我集中研究传统器具与设计，关注设计方法与设计价值研究的同时，仍然不断撰写设计史研究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发表了《我的设计史观》和《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历史》二文。我提出：设计的历史，是一部记述人类生活的历史，应该是一部启迪思想，创造理论的历史；设计的历史，必须强调自己的史学特色，可以从区域史走向整体史，着力于新的设计史方法论的讨论。这是我在设计史研究方法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布鲁代尔的影响，把过去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日常生活引入历史研究领域。

2011年，我开始回归于设计史研究，着手区域史《六朝设计史》一书的撰写。我不是考古学者，从设计史研究的立场，我盼望考古学家提供不见史料的实物，在六朝设计史研究中，有限的实物资料一度制约了我研究的进展。我不满足博物馆和考古遗址的考察，南京为六朝古都，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六朝物质遗存常常被发现，大都因非重要的墓葬遗址而被忽视，我曾多次到发现遗存集中的城南一带建筑工地与工人交往，他们将所得遗物交我审视，因此而收购到一些杂件碎瓷，也有珍贵的锡人、玉猪、木屐、墨锭之类，最有研究价值的是300多件铁器，其中兵器和生产工具占了一半，其余全部为生活用具。这类收集到的六朝时期物品，全都来自当年的生活废墟和河道沉埋处，虽然无法获得考古学上的认定，但其纹饰、型制、工艺、设计均与有纪年的墓葬出土文物特征相同，尤为重要的是，同层出土的大量六朝青瓷片和六朝钱币可以印证其真实性。这些物品的获得弥补了我收集的六朝生活器物资料的贫乏，对于我讨论六朝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生产、生活资源的种类、人类取得这些资源的方式等意义重大。有了这些丰富的物质“点”的遗存，加上相关文献与区域性的考察，取得了“面”的定位，再通过深入挖掘而建立起时间上纵深的设计发展系列，我的六朝设计史研究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推进。

重读六朝，我提出六个特点是：第一，六朝设计在遗传与变异中形成清新灵动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的物质文化新格局。第二，六朝造物具有地域特色，也具有南北设计的共通性。第三，北方造物工艺的传入，加上江南经济的开发，六朝造物设计朝着生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构成了六朝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第四，六朝文化上繁荣，精神上自由，精英阶层推已及物，影响六朝艺术朝着“超然绝俗”的倾向发展，民间工匠顺应其变，产生设计上的充实感性与唯美风格。第五，佛教传入与外来文化的引进，构成造物设计的异域风尚，为六朝设计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第六，六朝设计既创造了六朝人生活的价值，也创造了六朝人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中古时代中国文化的智慧，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典范。

我从多年的设计史论研究中，体会到从整体观察历史因素的变量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而探寻了六朝设计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关节，抓住了六朝设计发展与物质文化生活之纲。这一研究是我从区域史走向整体史研究的开端，在我刚刚完成之际，江苏文艺出版社就决定出版，并成功申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基金项目，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或有其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于现代设计史的研究，集中在我撰写的《世纪的丰碑<中国当代设计全集>序》一文中，这是我对60年来中国现代设计的全面总结。从设计的现代性在当代中国重新登场开始，以面对世界一体化而提出新的设计观念“多元价值实践”为结束。全文主题集中，时代感强，强调了设计理性与设计现代化既来自西方文化，又有着中国传统渊源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它在设计领域产生的最大变化，就是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使几千年来的传统工艺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演变为现代设计形态。对设计在当代面临的挑战，从现代文化的问题意识给予了回应，进一步表达了我的设计史理论思想。

2004年，我参加了《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项目的编撰工作，起因是在2003年底，我受邀赴南京艺术学院商谈已立项二年却未动工的“传统器具研究”项目，这是一项颇具特色富于挑战的研究，需要从事设计史、考古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学者一起参与，经十多次论证，项目组选定了首卷30个器具案例，由我和部分老师分别带着10多位研究生遍访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实地采访工匠实物，收获大量资料。经反复讨论，最后焦点凝聚到一个点，即器物的“设计”上。这是一个开拓性的研究，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深入解析设计因素，这一方法受到国内专家们的赞赏，《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项目共出版四卷，前后化了6年时间完成，我也于2004年底正式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作。

经过多年传统器具设计研究，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设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设计所研究的是人与物、物与社会、物与环境的关系，正是由于人与物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自然科学的客体意识，也具人文科学的主体意识，构成了设计的特殊性，而设计类的差异性及不断演化又构成了设计现象的复杂性，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学科建构的意义。在设计学上升为一级学科后，我从学校学科发展的角度提出应全面研究设计艺术学，而不是之前仅仅局限于设计教育研究方向。我认为设计学应有一个完整的学科结构，必须分期研究两大领域，一是内层核心研究领域：有设计历史、设计原理、设计美学、设计类型、设计方法、设计比较、设计批评和设计哲学等八个方面；另一是外层环绕研究领域：有设计社会学、设计经济学、设计管理学、设计教育学、设计人类学、设计消费学、设计伦理学、设计文化学、设计价值学和设计心理学等十个方面。现在回顾，这一向设计学内外延伸的研究方针也拓展了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领域。

我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前二卷的编撰工作后，开始撰写《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该书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我在后记中说：“一件小事让我转换了研究的航向，记得拙著《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出版后不久，有朋友告诉我，北京一所著名的设计院校有博士生在撰写论文时，手头就置放着我的这本拙著作参考……”[1]其实大家只是对我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感兴趣，而那本史论著作不是方法论著作，于是我决定撰写一本为从事设计研究者提供可以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的书。一开始就碰到两个问题，一是设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强又非常专门化的领域，门类众多，差异极大，通常只有针对各专业的属于技法层面的方法，是否有一种共有的研究方法呢?另一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不会写作，是否要写成一本怎样写设计文论的书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其实不会写文章是因为不会做研究，研究做深做好了文章自然就会写了。所以这本书的思路不是从写作的角度，而是从如何研究开始，广泛地吸取了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积淀成熟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吸收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文献回顾、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实验性研究、相关性研究、调查研究法、田野考察法到逻辑论证等分十四章完成，写好后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成功解决了。该书成为国内艺术院校设计学硕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 2016年出版了增订本。评论者指出：“《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的问世，是中国设计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期待研究方法的意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生根、发芽，特别是得到年轻一代设计学生、未来设计学研究的主力的充分关注，从而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中国设计艺术学研究中人文科学式、‘外围研究’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2]

如前所述，研究方法论专著的撰写虽然是不由自主的，其实也是我多年来思考追寻的结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关注设计的本质论、功能论的讨论。 2011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设计价值论》，这是一部设计的哲学思考的著述。在设计价值本体、设计价值学说史以及设计价值实践三大板块上，建立起一个设计价值论体系。有评论者指出：“《设计价值论》一书以全新的设计研究视野，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设计的价值意义以及实践意义，涉及设计最关键的问题，准确地揭示了设计艺术的本质；对于设计学研究来讲，该书从价值论视角出发，不但颠覆了设计界多年来的理论界定，而且开辟了研究的新走向。”[3]

《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

《设计价值论》

设计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研究上留有许多空白，我选择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研究，是感到设计学研究领域的紧迫需要，支撑这一学科急需方法上的完备和终极目标的确定。这一学科在当代的迅速崛起，促使我的学术探索从工艺史向设计学的追寻。

从读研究生算起，我从事学术研究也有22年了，其中多数时间以设计史研究为中心，少数时间可以归入设计理论研究和民间手工艺的考察。在过去的20多年里，对我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探索历程，我感到学术研究是探索、是挑战、是创新，无新意不成其为探索，虽不能说我的每一论著都是创新，但我坚持学术探索精神，把它贯注到我的研究之中。我更重视每一篇论文的创新，《论象生》、《鹿车考述》、《论中国古代四轮车及相关问题》、《从“人脸”到“兽面”——解开六朝瓦当的变脸之谜》、《玩物自信：中国民间玩具“玩”的特质》、《移动与收放——中国纸伞的结构设计研究》等等，从选题到论证，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观点，其中从田野工作的“细微考察”引伸出某个重要的创新观点，也构成了我学术探索的一个方面。例如，从古老的艺术形式“象生”研究得到启发，我提出中国设计的第三条道路：“向大自然学习！”；对传统纸伞结构的研究中，归纳出传统手工艺向现代设计转化的一个规律；关于六朝瓦当的研究，有历史学者评价：“摆脱了动辄以瓦当当面纹饰展开类型学分析的束缚，力图揭开六朝瓦当纹饰的变脸之谜，是出土资料从考古学走向文物学及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尝试。类似的专文探讨，在国内尚属开拓”。[4]在长期的田野工作中，我曾多次惊奇地发现有一些失传的工艺物种又悄然诞生了，而这并不是在谁的呼吁下、政府的保护与抢救下产生的，由此证明一个观点：一种工艺文化的所谓消亡，并不等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一个生物死去了就不能再生，而一个传统工艺“消亡”了，待到有合适的土壤，适宜的环境，又能重新复活。

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学者普遍推崇“民间”艺术，民间艺术之所以非同寻常，值得关注，主要在于其超越艺术，它所代表的是民众的生活经验与信仰世界，这才是中国艺术的基因所在。由于偏见和无知，即使在人人都谈非遗的今天，许多民间存世资料仍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民艺资料并非深埋地下，只需随时随地进行田野调查，都有可能给艺术研究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我每次考察民间工艺回来，总觉得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些看似粗俗的东西明显充满活力。承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好意，把我近十年来发表的这类传统造物与民间工艺的田野考察的文章结集出版，定名《象生——中国古代艺术田野研究志》。本书研究主旨就是要以田野考察的新发现研求中国艺术与设计中的新问题，选择的切入点是构成中国艺术本源的两个重要内容：物质史与文化生活。

《象生——中国古代艺术田野研究志》

全书共分三部分：一、物史在田野。试图解明古代艺术的设计知识与技艺如何被制造、传播和使用的问题。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以前被忽视的四轮车、鹿车、纸伞、水碓等在生产生活中的延续与作用，讨论了“设计学”、“艺术人类学”以及工艺史资源的转换方式。并将其置于文化生活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探究经典艺术、民间杂艺、民俗宗教，如何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场域和信仰实践，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揭示出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渗透、交融与创新的史迹。二、象生与原道。从艺术边缘的象生物、玩具、木版画等小系统，看到了通常被“遮蔽”了的艺术史现象，这些看似日常的、地域的、低俗的、简陋的小道，却是顽强地生存于生活之中，构成了中国艺术绵延数千年弥漫几万里的艺术大链接，影响到经济、文化、艺术、生活以及社会发展之大道。三、艺术的张力。是我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新设计史观、方法的转向、艺术学历程、价值新视角的这组论述，不仅仅是关于物质史的研究，而是希望以此为路径，将它们在日常生活、东西文化交流和艺术学科建构中的瑰丽景致，重绘再现，致力于从艺术知识体系的构筑过程，重新思考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在生活、社会和文明史上的意义。

我跟随张道一先生近二十年，先生倡导的研究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一头通向远古，了解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创造艺术，怎样创造艺术，创造了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及其以后的发展，与现代相印证，理出艺术在历史上的逻辑发展；另一头深入现代民间，考察大众的喜闻乐见，有些什么东西最受欢迎，以及民间艺人和工匠经验”。[5]这两头几乎构成了我研究内容的全部。晚年张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立，我虽未能将主要精力用于艺术学的研究，但平时常有思考，我的设计史与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就是在艺术学的大框架下完成的。先生每次与我聊天总在二三个小时，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天南地北，但最后总落到艺术学上。先生曾多次建议我将方法论写成《艺术学研究方法》，他宽阔的视野和学术敏感令我汗颜。对于艺术学研究，我仅于2007年发表了《中国艺术学八十五年历程》一文，对中国早期艺术学、艺术学的停顿期和当代艺术学做了详细的分析评判，并批判了否定艺术学的观点，清理了艺术学与美学的重叠与分野。认为“尽管现在西方一些国家又把“艺术学”纳入了“美学”范畴，或以“艺术史”代之，甚至在英文中至今没有“艺术学”一词。但我们不必对西方的做法亦步亦趋，言必称西方，只要中国艺术学能准确描绘、阐述、预测和指导中国艺术，那么，中国艺术学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实际的意义，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6]对中国艺术学研究我发表了三个走向的建议：1，立足现实、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艺术；2，借鉴与学习国外艺术学的理论和方法，倡导民族艺术学；3，弘扬传统，完善艺术学的学科结构。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应是中国艺术学长期坚持的方向。在2016年四川大学举行的“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我做了“学派建构与中国艺术学的未来”的演讲，对上述三个方面作了补充。提出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学学派，学派的生命力在于为艺术学学科的理论前提提供一个反思的维度，从而使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经得起实践检验。不同的学派纷争将不断修订各自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让艺术的知识内容保持学术活力，推动艺术学学科的发展。

以上所写，是对我以往的学术研究做一回顾，仅是一点绢滴劳绩，本不足道，应《民族艺术》编辑部之邀，仓促成文，倍感惶悚，借此机会，深表谢意！去年，由我主持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设计思想及其当代实践研究》正式启动，这是我学术研究之路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将带领整个项目团队，力争把设计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刊《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

注释：

[1]李立新著《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增订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441页。

[2]祝帅撰《我们需要怎样的设计研究?——读李立新教授新著<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装饰》，2010年第4期，第74页。

[3]袁晓莉撰《<设计价值论>：设计的哲学高度》,《装饰》，2012年第2期，第69页。

[4]张学锋撰《“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3页。

[5]张道一撰《<艺术学随笔>缘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2期，第1页。

[6]李立新撰《中国艺术学八十五年历程》，《艺术学研究》(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447页。

李立新 Li lixin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出版专著6部，其中《中国设计艺术史论》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设计价值论》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造物》丛刊等5种；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民族艺术》《艺术百家》《装饰》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