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在中国已成显学。艺术学的崛起与一批当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关,其中,张道一先生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为这样一位健在的学者的学术功绩作出评判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他探索艺术的脚步还没有停止,至今仍有开拓意义的艺术研究巨著问世。再是,在当代学者中,张道一是一位很有个性的、有自己独特的人文关怀和艺术思考方式,也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和人格魅力的学者。这一切独特性与社会现实的碰撞,使得他将审美方式转化为理性思辨来倾泄,走上了艺术理论研究之路。而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数百万言的文字,都无法留下全部的历史信码。或许,艺术生命的真实也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因此,当我准备“再现”心目中的张道一先生时,我有意不在他数百万言的文字中寻找出发点,而是以他的回忆和谈话,以我的记忆和印象来刻划先生真实的形象,有些虽残余断片,却紧扣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这是左右人生发展和构成一代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张道一先生
年轻时生命的感受
1956年,一所新型的工艺美术学院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庞薰琹到各地物色人材,江苏的张文俊、何燕明、张道一都进入了他的视线,最后,何燕明正式调入北京,张文俊仍留南京,张道一任教的华东艺专只同意他以进修的方式进京。于是,这年秋天,张道一到筹备处跟随庞薰琹先生学习工艺设计理论。庞薰琹让张道一参与筹备工作并协助他主编《工艺美术通讯》和《工艺美术参考》两份刊物,庞开阔的学术思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开始树植到这位年轻人的身上。
然而,悲剧就要发生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庞薰琹被打成极右分子。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暴风骤雨中几成瘫痪,无休止地揭发、批判、斗争、检讨,各系系主任、骨干教师连同张道一等14人被诬为“庞薰琹反党集团”,入狱、流放、劳改、停职。张道一因从华东艺专来,在年底带着右派帽子回到华东艺专。他回忆离京当天,全城打麻雀除四害,在一片噪杂声中他无奈地登上火车,于凄凉的境况中回到南方。我想这一场特别的生命感受,深深地刺激了这个对世界感觉敏锐的25岁的年轻人,成为他日后能够以独立思考的方式、宽阔的视野、坚定的思想来探讨艺术与社会问题的心灵基础。
去北京仅仅一年多时间,却奉着一顶右派帽子回来,当时天津《大公报》批判右派张道一的标题用了“反动理论家”的字眼。其实,张道一完全可以不搞理论,他在50年代初创作的一幅宣传世界和平的招贴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发行10万张,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工作,他的基础非常扎实。他在山东大学艺术系读书期间就有意从事设计工作,有一次,苏天赐给他画的素描打了很低的分数,对他说:“素描不要画成框框,要注意体积、块面和光”,张道一答:“图案就讲究一个‘形’呀,我想搞图案”。后来张先生多次谈到素描和图案,他说,我们中国人有两句俗语:“依样画葫芦”和“比着葫芦画瓢”,似乎是一个意思,其实不同,“依样画葫芦”是对景写生,类似写实的素描方式,而“比着葫芦画瓢”则是变化与创造,需要一种高思维,因为瓢与葫芦是有区别的,所以更象图案的表现方式。张道一执着于这类理论问题的思考,这一点可能受到陈之佛的影响,后来陈之佛发现他过于执着于理论研究,想把他拉回到艺术实践上来。
一天,陈之佛先生在自己家中备好宣纸、毛笔、图稿,把张道一叫到家中,指着桌上的笔纸说:“你应该跟我学点工笔花鸟画,一辈子搞理论太清苦。”这是陈之佛一生的经验与体会,但张道一却偏不懂这些,站立许久,始终没有动手,师生相顾大笑不止。
文革起,张道一在牛棚里与刘汝醴、陈大羽、李长白、罗叔子、黄友葵、盛雪等一起劳动,他和李长白的木工活很好,长凳、方桌、衣柜做得有式有样。文革中他拉板车,还学会了蹬三轮,造反派就命他骑三轮车上街为食堂买菜,有一次顺道从新街口买回来一套德国产的旧工具,他居然做出了镙丝钉来。有人问他,拉板车感受咋样?他说: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一出汗思想上就轻松了。有人再问,那你做活时都在想些什么?他说:我一面拉车,一面想《考工记》里讲车轮有三者。毂、辐、牙三者插接组合一起,转动时上面车身一压,轮子就越压越紧,越转越快……
文革结束后有一次出访日本,在爱知艺术大学,他就分析《考工记》中的轮人为轮。后来一位教授来中国访问,告诉说:“您讲的那个轮子在我们爱知艺大转了几年”,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木轮的制作与功用以及引发的理论思考在日本教授们中间议论了好几年。
爱知县有一位陶瓷博物馆的馆长,在报纸上看到张道一来访的消息,就专程前来特邀张先生去参观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日式风箱的结构,是单一的木板制作,一根拉杆,密封差,不如中国风箱鼓风功能好。就介绍中国风箱是如何如何做的:木板缩小些,边沿缝上鸡毛,向前推时鸡毛往后,向后拉时鸡毛往前,顺畅密致。边说边示范,日本学者十分惊讶。
馆长乘机问:你们中国有没有“辘轳车”。张道一说:中国有“辘轳车”已是几千年了。我们有三种“辘轳车”,一种是井台上提水的有把的“辘轳车”,一种是用绳升降物体的“辘轳车”,还有一种是制陶用的“辘轳车”,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馆长谦恭地说:我只知道制陶有“辘轳车”,从没听说还有第二、第三种“辘轳车”。馆长又问:你们制陶的“辘轳车”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这一次张先生有点犹豫了,因为当年在陶瓷厂做活时看过手工拉坯,也动过手,但倒底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一时说不上来。但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肯定地说,是向右转的。从人体工学的角度,向右转可能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些。这次馆长更佩服了。
20年来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社会上的冷漠与诬蔑,长年繁重的体力劳动,丝毫没有冷却张道一那特有的理想主义的学术精神。他饱受困扰苦难却反而锻炼出他不屈不挠、抵抗横逆的意志力,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让许多人敬慕不已。
学术精神与成就
张道一先生在艺术研究上所做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简单地归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艺学研究。他最早提出建立民艺学,在民艺研究上用力最多,影响深远。张道一先生在南京艺术学院,除了美术与工艺美术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每年化大量时间走街串巷,作田野考察,收集民间工艺资料,建立民艺馆,主编《中国民间工艺》。他撰有《美在民间》、《麒麟送子考索》、《张道一论民艺》等许多著作,其中《麒麟送子》和《老鼠嫁女》二篇受到钟敬文先生的赞赏,认为“‘老鼠嫁女’是个了不起的童话”,“‘麒麟送子’中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的网络”,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不懂图像。”因此,钟敬文指定张道一所撰《麒麟送子》一文为民俗学研究的范本。
张道一著作《中国拓印画通览》
张道一把民艺看做艺术的源头,把民艺研究作为艺术研究的基础,极富启发性和感召力。鼓舞激励了许多青年学子对民间艺术的狂热喜爱。当今中国民间艺术研究的一批专家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如潘鲁生、徐艺乙、许平、孙建军、胡平、唐家璐等。
张道一著作《书门笺——张道一美术序跋集》
2.美术学研究。在美术学研究方面,张道一提出了一个“四线说”,即以“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宗教美术、民间美术”的研究来反对过去的精英、经典的美术研究。认为四条线是并列发展的,有时相互交错,有时糅在一起,在研究上要平等对待,不能有高低、贵贱之分。忽视其中哪一条就会造成肢体不全,缺少完整的结构,如同古人所言“跛者不踊”,“一条腿的运动员,是难以跳得远的。”他于78岁高龄撰成《中国木版画通鉴》一书,几乎集一生的收集研究,对1200年来中国木版画作了全面的梳理,包罗了皇家、官方、文人、商家、宗教、民间的木版画,共分为12大类,120种,收图1200幅。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木版画研究水平的一个标志。
张道一著作《张道一选集》
3.工艺美术学研究。这是张道一先生最早从事也是始终未曾放弃的研究领域。近60年的执教生涯在工艺美术研究中倾注了他大部分的理想与激情,他著有《造物的艺术论》、《工艺美术论集》、《中国印染史略》、《中国织绣》,主编《工艺美术研究》、《中国图案大系》、《工业设计全书》、《夹缬》、《中国女红——母亲的艺术》等。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工艺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他难于磨灭的身影。他提出工艺美术为“造物的艺术”是“本元文化”的理论,并进一步论证了工艺美术的创造显现出人的本质力量,是推动生活进步、人类文明的标尺。认为工艺美术所体现出的理论将有条件使这一学科率先进入人文学科。
张道一著作《吉祥文化论》
1998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目录时,听取张道一等人的意见,将本科工艺美术专业名称改为“艺术设计”,研究生工艺美术专业名称改为“设计艺术”,名称的更改标志着中国设计艺术学科的成熟或正式确立。但随之而来在设计艺术领域尤其是设计教育界引发一场大讨论,有人认为“设计艺术”对“艺术设计”错,有人认为“设计艺术”高“艺术设计”低,还有人认为应该去除“艺术”只用“设计”两字。在激烈的争辩中,张道一愈显坚定,他擅长理论思辩,也善于开玩笑,有一次他与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说:“如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改成中国设计学院,我劝你增设一个防盗专业,公安部会支持的,因为无论小偷还是防盗也都是一种设计,而且是一种高明的设计”。张道一先生认为设计一词涉及的面过于宽泛,机械、电子、社区、政治、工业生产流水线等等都会用到设计两字,而在前面用“艺术”两字可以限定其专业范围,从而确立其学科领域。“艺术设计”替代“工艺美术”以区别“机械设计”、“电子设计”等,是在学科科际之间所作的合乎工艺美术学科特征的调整。而在艺术世界内部,在艺术前面用“设计”两字可以让“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电影艺术”并列,成为艺术大家庭中的一员。按张先生的说法:“‘艺术设计’与‘设计艺术’在范畴上同一,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艺术’两字与‘设计’两字孰前孰后,如同‘朝三暮四’与‘暮四朝三’或者‘半斤八两’一样,并无错对高低之分”。
张道一著作《乡土玩具——人之初的艺术》
4.美学研究。张道一先生长期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会长。他指出中国美学研究不应该学习西方的方法,那种自上而下的演绎并不能真正解决一个民族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审美问题。而应选择自下而上的方法,去考察一切艺术现象,从中探寻提升出美的规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黄山举行的全国美学会议上,他说:十分佩服宗白华的美学研究,与会的年轻学生还不知道张道一是何许人,与之辩论。张道一说:“因为这样的研究‘可以让中国美学站起来’”。结果,那次美学会议的日程由此转向了对宗白华美学研究的讨论。
张道一著作《画像石鉴赏》
5.艺术学研究。这是张道一晚年思考最多,用力最甚的研究领域。艺术学一直未能在我国确立起自己的学科地位,1994年,他发表《应该建立艺术学》一文,提出学科交叉的11个方面,并以“九连环”的名称来说明这些问题的环环相扣、互为作用,不可硬性分割。这是较早的中国艺术学框架构想。他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组担任召集人期间,不断呼吁并真正建立起中国艺术学学科。同时,他身体力行,在东南大学率先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艺术学系,之后,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武汉大学也相继成立艺术学系。他主编的《艺术学研究》受到钱学森、王朝闻的支持的赞赏。他又与汝信共同主编《美学与艺术学研究》,该刊被誉为和90年前德苏瓦尔创办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在名称上暗合。可以这样说,由于张道一的倡导,中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张道一著作
张道一先生的学术精神就体现在他清晰、严密、犀利和独具风格的丰富著述和研究之中,由于他的文字,使他的言论和思想的影响力,不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也影响到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学术界以及欧洲汉学界。日本学界凡发现有中国古代木版画都要请张道一赴日讨论,作出鉴定。一次,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方丈请张道一吃茶。说日本发明茶道有300年的历史,过程非常复杂,还有一整套茶道工具,是最文明的做法,他们为自己的创造感到骄傲,认为中国只有茶艺没有这样的茶道。张先生回国后在一本书中查阅到南宋时期的相关资料,发现宋人画有一套图共12幅,描绘了碾茶的全过程和所有工具。他将12幅图在台湾《汉声》杂志发表,不久,《汉声》编辑部收到多位日本学者的来信,来信说:原来日本的茶道仍然是从中国来的。《汉声》特聘张道一先生为顾问邀请长期撰稿,《汉声》在欧美汉学界影响颇大,欧洲汉学家几乎人手一册。一些研究艺术理论的中国学生初到欧洲,自称是张道一的学生均能得到方便与照顾。
学者风范与人间情怀
张道一先生在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激流中,涉及的艺术研究领域之广,建树之多,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位艺术研究者。他除了撰写研究著作、热心教书、和学生讨论、聊天外,还不断接受邀请作演讲,他的演讲热烈、凌励、锋锐和无所畏惧,常常纵横天下大事小事,将社会问题与艺术问题联系一起,举一反三、隽语如珠、意趣横生。
一次,讲到有一篇美术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艺术前的艺术”,他说:“艺术前没有艺术呀!就好比馒头前没有馒头,只有面粉和水呀!”对于卢斯所说:“装饰是罪恶”,他认为,这是卢斯的一个错误,如果卢斯是一个理论家,那就是一个蹩脚的理论家。比方说,一个人吃大饼,吃两个饱了,又吃一个就胀了,再吃一个撑死了,你就说:“大饼是罪恶”吗?装饰本身没有罪,用得过了是设计家的错,怎能说是装饰的错呢。
有一次讲到弹琴,他说“对牛弹琴”有三义,本义是你的理论高深,别人听不懂;另一义是你不会弹时,只能对着牛弹琴;还有一义是对着牛弹琴可以多产奶。他还赞成“乱弹琴”,说你不会弹的时候就乱弹琴,渐渐地就有调子了,一旦成熟了人家不就要听了吗,谁生下来就会弹琴的,所以他说做学问一开始允许大家“乱弹琴”。他每一场讲演,台风总是神采奕奕、灵光闪闪,他的学术敏感加上词锋锐利,给人的冲击力特别大,当妙论连篇时,大家欢笑不已。
早就有人把他关于艺术的谈话、演讲和文章中的精彩言论编成集子。还在文革后期,一次,他带学生外出实习,有个同学跟他说:“张老师,我编了一本《张道一语录》。”张道一听后吓了一跳,悄悄地把那个同学拉到一旁说:“你给我看看,”那个同学果然掏出一本手抄的册子,封面上赫然写着“张道一语录”五个大字,张先生说:“让我拿回去翻翻”。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本《张道一语录》烧掉了。
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人把他的精彩言论编成了集子要出版,他坚持不能用“张道一语录”作书名,后来以《论工艺美——张道一言论辑录》才同意正式出版。张道一言论独成一格,任何人读了,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间呼吸到他那突出的性格,并有所启发。我亲眼所见有一位国内著名的陶瓷艺术专家,每次见到张先生,均要鞠躬行大礼,然后背诵一段“张道一语录”。
有一次,他受邀去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文化促进会作讲座。一到香港就被一群记者围住,其中一名记者问:“听说你对我们香港的功夫片感兴趣,这是真的?”张道一说:是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个的,看来你在访问前是做了功课的。我们长期以来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我常去工厂,也种过田,还拉连去过部队。但我几十年住在城市却不了解市民,我们有个偏义词叫“小市民”,武打片就是为小市民演的。市民们劳动一天,晚上娱乐一下,很热闹,你斗我斗,杀来杀去,节奏快,高潮多,但都不是现实的,且在内容上是正义战胜邪恶。记者又问:“你怎样从艺术上评介呢?”张道一先生说:“起码不比美国西部片差”。这下记者们兴奋了:您就看明天香港的报纸吧!标题是:大陆著名学者张道一说:“香港功夫片不比美国西部片差”。
有个记者问了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过两年香港要回归祖国了,我们香港的文艺怎么办?”张道一回答也妙:“这个问题要问香港人,连我们大陆的文艺怎么发展,我也不清楚啊”。
他的朋友交往以及空闲生活也富有乐趣。有一次到河北大学开会,他与美学家梅宝树聊得甚欢,会议结束后受邀外出考察,两人站在恒山脚下,梅宝树说:“你敢骑马上山吗?”张道一说:“敢!”他俩果然骑马上了山,走到半道下起雪来,雪越下越大,山下的人都吓坏了,又无法联系他们。过了半天,才看到两匹雪马驮两个雪人下得山来。
有一次在日本,民艺学家矶田尚男请张先生到他家中吃饭,矶田夫人忙碌一天,只见端上一只深木盆,外锢铜环,质朴可爱,内蒸米饭,上置各种菜肴。吃罢,矶田问:“味道如何?”张先生回答:“很好,但这种木盆在我家乡是用来洗脚的。”两人大笑。
后来矶田来到中国访问,张先生请矶田到家作客,先端出的是几只冷盆,中有白乳腐一碟。待张道一进厨房再端菜来时,矶田说话了:“你们中国的白豆腐怎么这样咸?”张先生一看,碟中白乳腐已被矶田先生吞下一块。学者的交往如此有趣,全无生活的逻辑,让人感到似有生活的解构主义味道。
有一次,张先生与来访的日本构成造形学者朝仓直巳为了设计基础的构成教学问题吵了起来。双方针锋相对经一番交量之后共进晚餐,两人都谈到自己的老师,原来朝仓的老师和张道一的老师陈之佛是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大)的同班同学,他们同为日本图案法主人岛田佳矣的学生。说到这里两人握手言和,学术争论可以继续,但不能阻碍老师辈建立起来的友谊。
还有一次,去景德镇开会路过南昌,我们几位学生邀张先生第二天一早去古玩市场转转,他居然与我们一样早晨4点半就起来,到了古玩市场,在几家古籍刊本摊位购得几册喜欢的本子,其中有一本清光绪十一年刻本《豫章书院学约》,他如获至宝。回家后按古代书籍装帧的方法,将破损烂页之处一一裱好,装钉成五册,并撰写“题记”,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功能评价一番,文后写道:“公元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与立新君应邀赴景德镇,同砚祖君及陶院三博士等相聚,并同游道教圣地龙虎山,回宁时绕道南昌,夜逛文物市场,得此残书,查《豫章书院学约》原刊于乾隆初年,此为光绪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义宁梯云书院刻本,成克襄作序。书成一个多世纪,已面目全非,残缺不全矣。”
他平时的喜好,就是在写作休息时,把撰成的书稿或购得的古书制成精美册子,自称为“五本书的出版社”,他自制的《麒麟送子考索》册子,被山东美术出版社送去北京印刷博物馆当作展品供人欣赏。细细算来,我这几年里收藏先生五本书出版社出版的精美册子共有10册之多。
世纪之交的艺术学之争
1994年,张道一调离了工作40年的南京艺术学院,这一年他62岁,他要完成一项宏大的使命——建立中国艺术学学科。他没有选择文理科综合的南京大学,而选择了工科背景的东南大学作为他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立足点,这让许多人为之不解。他后来解释说:“文科理科的学科之大几乎要包含一切,他们对于艺术学科是不屑一顾的。”我下面举一个实例,给张先生这句话当例证。
张道一先生曾连续三届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前后共18年。在他刚进入学科评议组时,组内有人跟他讲:“有位语言学家曾经在大学科会议上说:‘拉拉二胡、画点画,建立什么硕士点、博士点?’张先生,你要为我们艺术学科说话呀!”艰苦岁月所磨练而成的讲真理和率直性的人格意志,促使张道一在一次门类学科会议上当着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的面说:“我在读大学时就认真学习您写的有关古代汉语的著作,对您的学问崇敬不已。但是,语言,是连三岁孩童都会说的,为什么还要建立语言学的硕士、博士学科呢?”语言学家听后站了起来,说:“张先生,你不要再讲了,我收回以前说过的话,艺术也应有学科的发展。”张道一也连忙站起来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如此不讲理是因为您逼得我们没有办法了,也给我们一口饭吃呀!”全场大笑。
张道一多次在国务院学位办建议增设二级学科艺术学,学位办的回答是学科目录上没有,张道一说:“哪一门学科是本来就有的?没有才需要增设呀!学科的发展是先有目录还是先有实践?现在实践有了就应该发展呀”。学位办确实不知道这是张道一一个人的意见还是艺术界的共识,他们让张道一找评议组的相关专家商议,写个东西交给学位办。于是,张道一就在北京找到当时的艺术学科评议组主要召集人赵沨先生,之后又找评议组全体成员11人签名。还找了上一届的评议组成员和各界著名学者,有李希凡、于润洋、张仃、古元、郭汉成等等,一共50多人签名,呼吁建设艺术学学科。事情就这样办成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艺术学一级学科中增设了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东南大学也于1998年建立起全国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点。
在一次大学科的讨论会上,主要讨论学位条例,上面提出要研究“所有学科专业的实用化。”张道一站起来说:“大学本科应该强调实用,硕士可以倾向实用,到了博士阶段则需要基础理论的研究。前一时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来大陆考察,回去后盛赞大陆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得好,说用不了20年,大陆的科学研究将会有重大的突破。而现在,我们却强调全部学科专业的实用,这不是要放弃基础研究这一优势吗?”讲过之后,全场肃静,无一人发言。沉默了好久,座在张道一身旁的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道一说得对,基础研究不能放弃。”会后,张道一握着季羡林的手说:“季先生,我们没见过面”,季羡林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你啊”。
先生爱艺术,只因其中有人类的情感和创造,先生传授着艺术思想,如时雨润物,化而无声。十一年前,我由张道一先生领入艺术学的殿堂。先生教我,并无功课,只告我应读之书,遇不解之处由先生点拨。我从先生处学得艺术的思想和做人的道理。近来,艺术学升为门类学科几成定局。我为张道一先生广博的学说、敏锐的思考,尤其是在中国艺术学学科建立过程中追求真理与正义,敢于直言的大勇人格感到钦佩。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今年11月26日是他80岁的生日,在他80岁诞辰之际,我谨以这些片断的记忆,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祝寿。
刊于《文艺争鸣》2010年11月
收入李立新著《象生》一书
李立新 Li lixin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出版专著6部,其中《中国设计艺术史论》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设计价值论》获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造物》丛刊等5种;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民族艺术》《艺术百家》《装饰》等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